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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域外《左傳》研究路徑各異

唐明亮

19世紀后半葉,隨著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密切,域外漢學界興起了研究中國古代典籍的熱潮。其中,《春秋》三傳之一的《左傳》備受歐美和日本學者青睞。域外學者對《左傳》的譯介、注疏、考證等,既取得了一定的學術突破,也加深了域外文明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理解。值得注意的是,歐美學者與日本學者在文化傳統和知識背景方面的差異,不僅使他們的研究路徑呈現出不同特點,也進一步豐富了《左傳》的研究方法和學術成果。 

  歐美學者側重西學視角 

  由于中西語言文化差異較大,歐美學者的《左傳》研究是從翻譯工作邁出第一步的。最早翻譯《左傳》的歐美學者是英國人理雅各(亦作雷格)。19世紀40年代,他開始系統翻譯“四書”、《尚書》等中國古代典籍,并于1872年完成了《春秋》和《左傳》的翻譯。理雅各的活動引起了西方漢學界研究中國文化的熱潮。此后,法國人顧賽芬也開始系統翻譯中國古典文獻,1914年將《左傳》譯為法文。20世紀初,受學術界疑古風潮的影響,中國學界圍繞《左傳》作者(如劉逢祿、康有為提出“劉歆偽作說”)、成書年代、編纂過程以及經史性質等問題展開激烈爭論,西方學者也積極投身其中。瑞典人高本漢在《〈左傳〉真偽考》中,運用語言學方法來考證《左傳》成書年代,發現書中部分常見字的用法與《論語》《孟子》《尚書》等有異,據此認為《左傳》成書于公元前468年至公元前213年之間,為某一人或某一學派所作,從而反駁了劉、康的“劉歆偽作說”。1931年,法國人馬伯樂在《漢學與佛學論叢》發表《〈左傳〉的成書與年代》;1934年,美國人卜德也在《燕京學報》發表《〈左傳〉與〈國語〉》一文,均以類似方法考證《左傳》的成書問題。 

  《左傳》不僅堪稱“良史”,更因其筆法簡潔生動而被視為“古文”典范,備受歷代文人推崇,如《古文觀止》收錄《左傳》文章竟達34篇之多。在翻譯和考證過程中,歐美學者意識到《左傳》深厚的文學和語言學價值,他們借助相關研究成果,編纂了多部漢語字典及語言學和文學論著,如顧賽芬《中文古文詞典》、顧路柏《中國文學史》、蓋伯倫茨《中國文法》、格拉納《中國古代的舞蹈與傳說》等。1930年,美國漢學家法雷斯和駱任廷還專門編纂了一本《〈左傳〉引得》,供歐美漢學界研究《左傳》之用。

  日本學者善于融會中西 

  與歐美國家不同,日本在文化傳統和知識背景上長期受中國文明滋養,對《左傳》的接觸和了解也比歐美更為久遠。據考證,日本接觸《左傳》文本不晚于8世紀。進入德川時代(1603—1867),圍繞《左傳》的學術活動日趨活躍。19世紀末20世紀初,日本漢學界掀起了《左傳》研究的熱潮。正因如此,日本學者的研究視角和方法與歐美漢學界差異明顯。 

  日本學者的《左傳》研究受中國傳統學術方法(特別是乾嘉考據學)的影響較大,幕末時期就出現了尾張秦鼎《評注春秋左氏傳校本》、中井積德《春秋左傳雕題略》等考校成果。自19世紀中后期開始,日本的《左傳》注疏、輯佚成果不斷涌現。注疏方面有安井衡《左傳輯釋》、竹添光鴻《左氏會箋》和飯島忠夫《左傳釋義》;輯佚方面有重澤俊郎《左傳賈服注攟逸》。此外,鹽谷溫《左傳新鈔》、小島佑馬《左傳引經考證》也是卓有成果的考據專著。受惠于厚重的學術積累和文化背景上的“先天優勢”,日本學者的《左傳》研究得以“青出于藍”。如《左傳》襄公四年中“魏絳曰/《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公曰/后羿何如”這句傳文,傳統觀點認為“有窮后羿”后面的《夏訓》內容似在傳抄中被疏漏;但同時指出,若原文中魏絳完整引述了《夏訓》,則晉侯“后羿何如”的疑問便顯突兀。竹添光鴻提出新解,認為這是晉侯急于獲知《夏訓》下文,急切間發問,打斷了魏絳敘述。竹添合理解釋了上述傳文的疑問,得到中國學者的普遍肯定。 

  除吸收中國學術傳統外,日本學者也借鑒了近代歐美自然科學知識,如運用天文學知識考證《左傳》成書年代。飯島忠夫《由漢代歷法看〈左傳〉之作偽》、橋本增吉《〈左傳〉之著作年代考》通過考證《左傳》記載的歲星變化,推斷其書為漢代劉歆偽作。新城新藏在《東洋天文學史研究》一書中,系統研究了“十二次區分法”“分野法”“干支紀年法”等中國上古天文知識,進而論證《左傳》成書于戰國時期。新城的研究不僅使得當時聚訟不已的“劉歆偽作說”告一段落,其研究方法和結論也被中國學界廣泛采納。 

  近代域外漢學界《左傳》研究呈現出中國與西方、傳統與現代、人文與自然等不同維度中兩種不同因素的碰撞與交匯。正因如此,其產生的成果乃至產生成果的過程,均具有深刻的歷史意義。《左傳》作為“經學”的重要內容,凝聚著厚重的中國傳統學術積淀和思想精華。歐美學者對《左傳》的譯介研究,不啻為一次探尋中國古老歷史和傳統的學術旅程;在那個積貧積弱的年代,歐美學者在研究《左傳》的過程中,屢屢為中國古代學者的學術智慧所驚嘆:高本漢毫不掩飾他對中國學者未采用西方語言學方法亦可得出精密結論的欽佩。從中國角度來說,當清代學者已將考據學紅利運用到極致的情況下,西方學者的思路方法為中國學者突破傳統起到了極大的刺激作用。在西學東漸的歷史大潮中,日本學者再次發揮了其善于領會、學習先進文化的優長,將中西學術方法融會貫通,其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至今仍具有借鑒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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